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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寄生虫》获奖的背后，电影节的价值理念是否有所变化？

北京时间2020年2月10号，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正式举行。这个电影节从第一届（1929年）开始，到如今已经走了91个年头，遥想第一届奥斯卡的主持阵容，当时是由道格拉斯·范朋克和威廉·德米勒担任主持人，两者都是当时影坛里的元老级人物，声誉高，名气大，虽然没有如今奢侈的排场，但细节上却不含糊。即使是最初的电影节，颁发的小金人数量总量也达到了13个，到了今年，这个数量翻了一倍（24个）。

数量的变化意味着电影节颁奖细节和逻辑的丰富，尤其是在电影艺术发展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来说，有更多的电影人值得或者说理应得到这份荣誉，它像是处于影像和创作间的协调者，正如影视评论与电影的关系符合对立统一的规律一样，创作艺术和电影艺术之间的空白，应该去用电影节这个中立概念去补充充。在这篇文章里，我将就几个主要的电影节举例来探讨一下电影节的发展和其当前所处的位置，以及背后的价值理念。

说到协调，就像小说有文学奖一样，电影也催生出了电影节，电影节的形成，和影评艺术一样，是随着电影帝国的发展而发展的，但在最初的时候，他们不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在电影艺术发展的初期，类型和风格的局限性，同样也决定了电影节的主流风格和评选标准，我们都知道最早的好莱坞影片大都以类型片（西部片、风情片、喜剧）为主，那个时代，查理·卓别林创造了默片喜剧的巅峰，此后，无论是默片时代还是有声（电影）时代，亦或彩色（电影）时代，类型片与好莱坞的发展和完善，一直是捆绑在一起的。

因此美国类型片工厂的发展，应该奥斯卡电影节的发展放到一起去看待，这个从最初只用了15分钟就颁发完奖项的奥斯卡（第一届），如今，人们需要几个小时来操作，昔日的颁奖典礼，在现在来看，其实已经发展成了一场别具一格的脱口秀节目，虽然看似丢失了作为电影节纯粹的艺术平台的价值，但则应该说是一种大众式的延伸，就像美国类型片横扫全球电影市场一样，在观众体量上和颁奖形式上，奥斯卡电影节也实现了工厂化。

在演员云集的好莱坞，创办这样一场电影节并非难事，类型片工厂决定了奥斯卡这样的电影节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我们说不清是类型片造就了奥斯卡，还是奥斯卡成就了类型片，撇开今年电影节的名单来看的话，虽然往届的获奖名单与大众和影迷所期待的有所出入，但总能在以往的选片标准中找到答案。在我看来，奥斯卡电影节的地域性，决定了它不能简单地被定义为一个电影节，还受到了包括但不限于意识形态因素、社交媒体因素和种族、性别分歧因素等等因素的影响，当电影工厂制度完善后，电影的评选标准也基本得到定型，之后影响电影节和电影本身的，已经不再是影像结构、风格和剧本故事，而是舆论、焦点和意识形态了。影像的价值与大众的生活细节统一，电影成为了描述甚至是复刻现实的工具。

这个阶段并不是严格的，虽然对于好莱坞而言是如此，但这个标准并非是普适的，也没有相应的逻辑可以遵循，美国好莱坞的「类型片先行」的历史事实，决定了复刻现实的时代要在工厂制度完善之后，即使是几十年之后，《公民凯恩》所代表的最佳影片和《唐人街》所代表最佳剧本，本质上仍是在打磨电影艺术，而非纯粹的现实主义。但这个时期，现实主义已经开始有所展现，类型片也在针砭时弊中拥有了讽刺和隐喻的特征，50年代，比利怀德的《倒扣的王牌》，借影像故事暗讽新闻媒介的浮夸作风和撒谎成性，放到如今，与同题材由丹·吉尔罗伊《夜行者》（该片获第87届最佳原创剧本提名）相比，也毫不落伍。纯粹的现实生活是电影的灵感源泉，因此，很难确定究竟复刻现实和类型化哪个先会影响电影和电影节，流水线化的规则决定了好莱坞的发展趋势，也决定了它的发展顺序，但放到整个世界上而言，现实未必是固定的，生活也并非只有一种，影响生活的细节杂乱无章，影响电影节的因素也没有逻辑可言。

最典型也最权威的例子，莫过于意大利的威尼斯电影节。

作为世界第一个国际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的命运，已经很难用坎坷来形容了。该电影节最初设立于1932年，表面上是为了提高电影艺术水平，促进更多海内外的优秀电影人和电影作品交流与合作，实则是二战时期墨索里尼为首的当权者的一种外交手段，但战后电影节转型，却促使了意大利的现实主义革命，催生出了众多新电影人和新作品，并一举破除了作为电影节本身的意识形态局限性，打开了世界电影大门，期间，众多不同国家的电影作品参赛，给电影节带来了很好地发展机遇。虽然中途（1969——1979）因为某些因素而遭到波及，致使电影节在一段时间内的发展受到影响，但其世界地位和评选标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反而越发坚固。然而在威尼斯电影节创立初期，电影的光环并不像之后如此耀眼，在最初，文化的紧张氛围和高压环境一直在影响着当地的电影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但这种影响，说起来并非是件坏事。

一提起意大利，我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从1945年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因为这部作品是历史上新现实主义诞生的分界线，人们谈起新现实风格电影，最先想到的，莫过于罗西里尼的作品。但其实在战争时期，新现实风格就已经显露端倪了，之所以以《罗马不设防》为分界线，原因则在于罗西里尼的这部作品正处于该风格的一个「破壳期」，终于有人从以往的现实主义风格中寻求到了一种确定性的突破，去创造不同于以往风格的新电影。这种风格是怎么产生的呢？答案就在意大利。

当高压环境管控人们的嘴和思想的时候，记录和创造故事的影像并没有被限制，于是就催生了一批以记录现实和复刻生活为主的电影创作者，他们并没有以当时好莱坞盛行的类型片或欧洲的表现主义所影响，而是以纯粹的现实复刻为基准，强调电影的纪实性，稀释掉内部的戏剧情感，以随机地，不可预知的，无序的故事为主，没有清晰、特定的导演风格的展现，也没有主观情感的强调，影像的作用在于追随角色，除此之外，再无意义，即使是战时宣传性的影片，风格上也与此没有差异。可以说特定的环境造就了意大利现实风格的确立，而新现实风格，则是旧现实风格的一种升华，从艺术和风格上对后者进行了雕琢和打磨，但在影像核心表达上已然不同。

这种对于现实的纯粹的视觉性捕捉技巧，也是威尼斯电影的选片标准之一，它使得该电影节发展成为了创新性的艺术电影节，威尼斯电影的宗旨也是：电影为严肃的艺术服务，近两年的威尼斯金狮将获奖影片，有《小丑》、《罗马》和《水形物语》，除了《水形物语》我觉得获奖有失偏颇外，该电影节整体表现平稳，是很值得关注的艺术类电影节，质量水准也很高。

再来简单说说戛纳电影节。

今年戛纳电影节说起来最让我们关注的一点，应该是影片《寄生虫》拿到了金棕榈大奖了，众所周知，该片在前两天也拿到了奥斯卡电影包括最佳电影长片在内的四项大奖，同时拿到两场电影节的最高奖项，确实是件很厉害的事情了。尤其是对于奥斯卡而言，这个主要面向美国人的电影节，在今年，似乎风向标有了偏转。虽然在往届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也有最佳长片颁给外国影片的先例（比如《艺术家》、《末代皇帝》），但是在高手云集的今年，外国影片依然能拔得头筹，斩获四项大奖，包容度如此之高，也确实挺让人意外的。

但戛纳把这个奖项颁给《寄生虫》，这一点倒在意料之内，作为影视评论的先驱之一，法国籍的巴赞应该是我们最熟悉且最著名的影评人，法国评论界对于电影的态度，集中表现在了戛纳电影节上，该电影节的宗旨是推广和介绍，什么意思呢：推动电影节发展，振兴世界电影行业，为世界电影人提供国际舞台。还有一点，就是为电影新人创造一个交流与创作的平台。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舞台上，你经常会看到一些在国际主流电影界不出众的导演所创作的优秀作品横空出世，一举拿下了最高奖或关注奖，陈凯歌早期的《霸王别姬》、锡兰的《冬眠》和昆汀的《低俗小说》都是如此，发掘一些新导演可以帮助电影提高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优质导演和优质影片入围，实现双赢。

而今年的《寄生虫》，在形式和结构上把握精准，隐喻和讽刺性拿捏到位，匠气十足，拿到金棕榈奖可以说实至名归，同时，这也是韩国电影首次获得戛纳电影的最高奖项，对于导演，亦或者韩国电影界而言，都是一个转折点，更别提后来又成了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当晚的最大赢家了，戛纳发掘了韩国电影的内在潜力，而奥斯卡则肯定了这种潜力，未来的国际电影大格局可能会有所变动，有好戏看了。

最后，再来说说柏林电影节。

作为欧洲三大电影节起步最晚的一个，柏林电影节实际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而且由于历史和战后意识形态管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柏林电影节在创立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在展映影片的数量和质量上，也无法交出一个满意的结果。在电影节创立初期，参展的国家和电影都有明确的限制，到了后来，限制逐渐被放开，电影节的状况才开始有所缓解，我们之所以知道这部电影节，应该是在1988年，由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摘得柏林电影节的最高奖项金熊奖之后，这场电影节才与我们有了初步的联系，同时，这也是亚洲电影首次获得该类奖项，它也成就了张艺谋，使其成为上世纪末著名的电影导演，踏入国际知名导演行列。

柏林电影节尽管比不上戛纳和威尼斯，但随着半个世纪的补充和发展，该电影节有了相对成熟的模式，像是近几年的冷门佳片，如《出租车》（贾法·帕纳西），《一次别离》（阿斯哈·法哈蒂），《白日焰火》（刁亦男）都是口碑极好的作品，电影节的作用时推广和展映好作品，同时也是提供一个平台，给创作者、影迷和投资方，有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好的作品，发现更多优秀的导演和故事，探索更多可能性，电影发展至今，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风格、主义式的分庭抗礼，而是大环境下的求同存异。

当越来越多的电影故事和电影风格被发掘出来，我们不应该想如何去复刻和重现这种风格，而是它如何去服务好电影本身，回归现实，回归电影，才是电影真正的价值。

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洗礼，电影节现在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性，《寄生虫》的突围，是偶然，也是必然，纯粹的影像筛选出来的不止是优秀的形式和风格，更多的，是思想，是细节，还有无数幕后工作人员的爱和奉献。当我们坐在影院看电影时，在电影幕后，是数百人乃至数千人让看这样一场视听盛宴成为可能，电影永远是造梦机器，同时，他也永远是生活的眼睛，这两点并不矛盾，就像理性和感性互相协调一样，我们对于电影的期待，也永远抱持着以上两点。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电影节的价值理念是否有所改变呢？我觉得没有。存在于人类文明数千年里的规则体制未见概念，仅仅诞生了不到一百年的电影想要颠覆前者，目前来看不太可能，但未来呢？未来是否有某种可能，我们能破除电影的壁垒，创造不一样的电影和电影节呢？当全息影像成为可能，家庭影院主流，未来电影市场又将有哪些变化，电影艺术又会与其他元素形成怎么样的碰撞呢？三幕结构和故事结构，传统的类型和风格是否会消失，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

我们想要知道关于电影的一切可能，但也许就是这些可能，又创造出了更多的可能，或许在未来到来之前，我们应该收敛一下这些混乱的想法，让世界按期常态去发展，让未来来回答我们的疑问。

未来，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