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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之眼》一部值得观看的电影
等人齐了一网打尽，要活的。英国的一间秘室里，女上校盯着大屏幕上的白房子发出指令。此刻，她正通过伪装成小鸟的监视器，俯瞰着位于肯尼亚的一整片街区。在这位指挥官的计划中，苦寻了六年的一伙恐怖头目即将出现在此，她的人已经就位，随时准备抓捕。
忽然，目标改变行迹，转移到由恐怖武装严密守卫的另一所房子碰头，同时，有人已经在那里装置自杀式炸弹背心，可以预见不久就会出门做恶。
地面武装守护重重，活捉已不可能，时间紧迫，女上校决定直接投弹清除。问题是：谁来授权？
与女上校同在指挥室的，还有法律顾问，和一位平民附带损失测算师，显然他们没有权力。大洋彼岸，内华达的美军基地，有两位无人机操作员，他们也只是执行命令者。肯尼亚的烈日下有位蹲守监视的特工，更没有决策权。而伦敦另一间堂皇的大会议室，聚集着与上校直接联系的将军、司法部长、外交国务部长和一位女政务次官，是由首相委派来的——只要他们点头，导弹立马可以发射。然而只是一个生擒变消灭的问题，没人做主。你问我，我问她，她问他，层层上报，报到蹲在新加坡马桶上拉稀的英国外长，又到北京乒乓球台上的美国国务卿…国务卿说了句干吧，这才又一层层转下来，北京转到伦敦转到内华达。此时，恐怖分子已经准备得差不多要出门了。
好在发射还来得及，直到一个卖饼的平民女孩突然出现在视野中——她的摊位紧挨着那座房子。一边是追踪多年的恐怖头目，以及一旦出去就会发动袭击的人弹（预计会造成约80人死伤），另一边是无辜的小女孩，有65%以上的可能性会陪葬。炸，还是不炸？
操作员在最后一刻停止了发射。他要求重算平民附带损失率，除非降低到45%以下，否则拒绝发射。
指挥室和会议室陷入僵局。女上校和将军明确地主炸，女次官坚决反对，部长没主见不敢拍板，于是重复刚才的动作，又把球层层踢上去。这次，比刚才还要繁冗。待命期间，身处肯尼亚的特工尝试过买下所有的饼让女孩赶紧离开，结果暴露了身份功亏一篑。时间分秒飞驰，恐怖分子在屋里做最后的告别，小女孩的饼还没卖完。经过层层请示，终于等来了首相大人的最高指示：力求伤亡最小。一句废话。
机会稍纵即逝。女上校无奈之下说服附带损失测算师：改数据。生生改到45%，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照不宣地，点了头。
导弹射出。一次，两次。恐怖分子全部清除，小女孩死透。
现场地动山摇，屏幕前寂静无声。
电影《天空之眼》用了一百分钟左右，把生死抛向空中又砸向大地。
已经有不少人讨论过该不该牺牲小女孩，与之相关的那个著名的电车难题也在各种影评中被提及数次。反恐战争的道德困境之所以被称为困境，就是因为无论怎么抉择都不完美。只要恐怖主义存在一天而平民没有死光，这种困境就会存在一天，争论也就不会停止。所以这次不聊该不该牺牲小女孩，聊点别的。
甩锅、背锅与科层制
整个行动经过了两轮纠结：是否由活捉改为轰炸，以及是否为了小女孩放弃轰炸。这期间除了各不相同的挣扎，我们还看到了甩来甩去的锅。
每人心里有个算盘，有的算外交，有的算舆论，有的算打击效果，有的算道德，还有的，只是为了给自己挂个”不关我事”的牌子。如果说第一轮算盘只是磨外交，那第二轮就是实实在在的难题：炸是伤害平民，不炸是反恐不力，两头挨骂。人人有立场，又人人争当甩锅侠，把责任推干净了算，除了那位”不择手段”的女上校。她不可能不知道一旦视频传出自己会成为替罪羊，但还是坚持”作弊”，并且让测算师在报告中咬定数据，一个人把这口锅背了下来。
甩锅毕竟是表象，背后是对繁冗的授权机制的依赖，这种依赖又脱胎于对科层制的墨守。
科层制概念由韦伯创立。在这套机制中，成员分工精细，级别分等，权责明确，有通用的规范，拒绝私情。整个组织像一台精细复杂的机器，零件互相独立，组合起来按着套路走，小零件咬合大零件，就能保证正常的运转。
对于科层制的争议没有停止过。日复一日容易造成僵化、不愿做风险决策、繁文缛节拉低效率、互相推诿。电影里稍需魄力就可解决的事情，却因为习惯了被别人点头，自己明明能做而不敢去做，推来推去耽误了时间。说到底，板是别人拍的，出事儿了找头儿别找我，这就是底下人的想法。
科层制呆板，繁冗，但还存在着，必然有其存在的原因。它尽可能地保证系统的稳定有序，每个岗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即便互不相识的、意见相左的人，都可以合作。外交大臣无须接触指挥官，指挥官不认识特工，特工没见过操作员，地点互不交叠，只通过电脑收发指令，但只要建立起联系，遵循共同规范，就可以一起实施联合反恐行动。
在科层制下，服从是必然，违抗是偶然。这个情境下操作员的违抗多了人性考量的温暖。我们需要这种微小的温暖，它的意义在于提示人们在盯着大处时别忘了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但暖归暖，这种违抗虽主观上令人反思，客观上却几乎无法改变结局。
说”几乎”，是因为它差点就改变了结局。理想情况下专人专责，底下那些也就罢了，但是直到首相，作为顶层决策者，既然球已经踢上去了，应该直接拍版，炸或不炸给句痛快话。首相的含糊其辞使得机制失效，底下人仍然不知该怎么办。如果不是女上校的”变通”，结局就不会是预想的那样了。而讽刺的是，女上校的变通恰恰又是科层制失灵的写照。
电影无处不在嘲讽这套繁冗的制度和英国的刻板，对于如何让僵硬的套路灵活起来，它也给出了无奈的答案：要靠有人出来做点手脚。而我还是想感谢这种机制下的那些犹豫和挣扎，他们至少记得为什么出发。
同样的愿望与不同的决定
其实整件事情中，所有人有个共同点：都在期待小女孩活着。只是他们的动机不同。对特工来说，是任务加情感，对操作员来说，是纯情感，对上校和将军来说，是对生命的珍视和对条律的遵守，对高层政要们来说，是舆论的防护罩。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小女孩活着无疑是公认的愿望。
但就是这样一致的愿望，却无法达到一致的决定。因为位置决定维度，维度决定立场。
女上校：作为军事行动指挥官，遵循实际主义，看重打击效果（是否除掉恐怖分子）以及真正的伤亡最小化（死1个vs死80个）。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才能真正懂得珍惜，同时也最理智地判断现场。在这点上，将军的想法与之一致，相信位置互换也会做同样抉择。
操作员：初出茅庐白纸一张，个人情感优先，所见即所得，最终因底线已经”守住”，没有理由抗命而不得不发动打击，但留下心理阴影。
附带伤亡测算师：尊重数据，心存善念，但更理解战争的得失，所以选择服从上级，打擦边球”重新得到”数据。
肯尼亚特工：身处一线，对女孩的感知最为真切。可以说他内心的矛盾是最小的，因为任务与个人愿望一致，不存在道德挣扎。如果说第一次买饼是任务，那么第二次死里逃生还不忘让人再买，就是人情了。
女次官：没有实权，无需担责。从舆论角度出发，”好人”的化身。然而有时，尤其当事关重大，”好人”的选择不一定是最恰当的选择。
高层政要：需要考虑多方影响，包括效果、舆论和仕途，千头万绪导致优柔寡断，甚至关键时刻含糊其辞。
归根结底，他们面临两组两难选择：1.为保多人而牺牲一人vs为保一人而牺牲多人；2.实际打击效果vs舆论宣传效果。岗位不同，思路不同。从这个角度讲，每个人都是偏颇的，但每个人又都是敬业的，他们基本都做出了符合自身岗位的选择（除了个别只会甩锅的）。而这，也恰恰是最气人也最无奈的一点。
眼前的发生与忘却的既成
你看到的是一个可爱女孩，看不到的是80人的哀嚎和断肢。屏幕上并没有即将遭袭的人群，甚至连恐怖分子的镜头都很少。视觉上的不平等多少会导向同情个人的心理，这也是为什么女上校在高层纠结时要求将镜头切到恐怖分子，提醒头儿们恶势力的存在，使他们理智。
尽管如此，当一边是红色头巾的鲜活的生命，一边是白色长袍的向死的躯壳，显然还是前者更有优势。
另一方面，始终没人考虑过同样一拨恐怖分子几天前刚残杀了他们的特工，那可也是活生生的人命。而除了女上校和将军，更没有人在意这次行动背后是六年的努力和必然经过的牺牲。当然，大可以认为那是沉没成本，不该被计算在行动决策之内，但明明可以使之值得却偏要浪费……何况，貌似真的没人记得还有成本。
生者与旁观者
电影截止到小女孩的死。没有截止的是更多生者的未来。那个差点救了女孩的特工，亲手葬送了女孩的操控员，改掉数据的测算师，以及痛失女儿的父母，他们的心理并没有交代。而这些人后期的发展，恰恰会更深远地影响着社会。
特工也许心灰意冷不再为任何方面卖命，也许潜伏更深发挥更大的价值。
无人机操作员也许新伤磨成老茧，变成冷漠的轰炸者，也许有了心理阴影患上精神疾病。
附带损失测算师也许从此习惯了数据作假，不再犹豫，也许经历着更为苦痛的挣扎。
而那对父母，也许就此一蹶不振，也许，就变成了新的恐怖的复仇者……
至于临危决断的女上校，也许她被奉为反恐功臣，步步高升，也许变成了舆论的靶子政府的替罪羊，千疮百孔。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政要，过一阵子，或者也许很快，就会忘记女孩的死。而那个不曾露面的首相大人，他甚至没看过她长什么样子。不曾记得，何谈忘记。
作为旁观者，我们尽可以指责某人懦弱，某人无情，某人摇摆，也可以嘲笑某人没主见，某人搅屎棍，某人事儿X。但把自己安放在电影里的位置，我不能保证自己不做出与他们相同的选择。评论总是比当事容易，动动嘴皮子的成本远低于千头万绪中做出决断并为此负责的成本。我们不屑他们，但同时，我们可能又是他们。
唯能庆幸自己只是平民百姓，不需要经历这些纷扰的局，不需要一点头，就决定别人的生死。
